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今天上午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克强、王沪宁、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会议活动。

　　哈尔滨工业大学刘永坦院士、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钱七虎院士获201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习近平深谙科技与强国的关系。

　　今年的奖励大会有两个举措打破常规：

　　一是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其他获奖者代表颁发证书。

　　二是最高科学技术奖奖金额度由设立之初的500万元调整为800万，其他奖金额度也同步提高。

　　小组发现，这两位获奖的科学家的人生轨迹很相似，也代表了当时很大一部分的功勋科学家。他们分别出生于1936年和1937年，那时的中华民族处于一个风雨飘摇、饱经战乱的年代。他们也分别于1953年和1954年在哈尔滨就读大学，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他们对科学知识如饥似渴。他们也分别到英国和前苏联留学，回国后，他们都立下宏愿，让中国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实现从无到有、世界领先的飞跃。

　　他们的求学路、科研路都和民族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他们的心中深藏着强国强军的梦想。今天小组和大家聊聊他们背后的故事。

　　刘永坦：中国新体制雷达奠基人

　　1936年12月1日，刘永坦出生在南京。

　　“我家是在‘南京大屠杀’之前逃离的南京，如果晚一点我们都没了。”国家蒙难，民何以安？出生不到一年，他就随家人开始了逃难生涯。父亲常常告诉刘永坦，科学可以救国，可以振兴中华。

　　1953年，刘永坦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哈工大。1979年6月，刘永坦到英国埃塞克斯大学和伯明翰大学进修和工作。通过在英国的科研任务，让刘永坦看清了现代雷达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中国必须要发展新体制雷达。

　　新体制雷达不仅代表着现代雷达的一个发展趋势，而且对航天、航海、渔业、沿海石油开发、海洋气候预报、海岸经济区发展等领域都有重要作用。

　　1981年的金秋，进修结束后刘永坦立刻起程回国。带着梦想和信念，他满腔赤诚地开始向哈工大、向国家有关部门宣讲他的“雷达故事”。为此，他一年有200多天在外出差。但很多人不信，当时，“新体制雷达”还只是一个概念，国外也没有做成。

　　“美国做出来了么？英国做了么？”这是刘永坦被回问最多的一句话。

　　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内有关单位曾对该项技术进行过尝试，但由于难度太大、技术储备不足等诸多因素，最终未获成果。

　　除了基本思路外，刘永坦找不到参考资料，更没有相关技术可借鉴。很多人认为刘永坦的“雷达故事”听上去很美好，但希望很渺茫。好心人劝他，这样的研究风险太大、周期太长，很可能把时间和精力都搭进去了却一事无成……

　　1982年初春有了转机，刘永坦向当时的航天工业部预研部门领导详实介绍了当时发达国家新体制雷达发展的动态，并畅谈了自己的大胆设想。预研部门当场拍板支持。在这一年，刘永坦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经过10个月的连续奋战，一份20多万字的《新体制雷达的总体方案论证报告》诞生了，有厚厚的六大本。1983年夏，方案评审会开了整整4天，最后与会专家们一致通过。有两位与会的知名老专家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已经多年没有看到过如此详细的论证报告了！”

　　刘永坦心中已萌生出一个新的宏愿——开创中国的新体制雷达之路，快步跻身世界先进行列。一场填补国内空白、从零起步的具有开拓性的攻坚战开始：

　　1986年，刘永坦开始主持“新体制雷达研究”，为研制成完整的雷达系统而奋力拼搏。1989年，中国第一个新体制雷达站建成。1990年4月，雷达站完成了整机调试。1990年10月，国家多个部门联合举行的鉴定会宣布：“新体制雷达研究成果居国际领先水平。”1991年，该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2011年,刘永坦和他的团队成功研制出我国具有全天时、全天候、远距离探测能力的新体制雷达——与国际最先进同类雷达相比，系统规模更小、作用距离更远、精度更高、造价更低，总体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核心技术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标志着我国对海远距离探测技术的一项重大突破。

　　钱七虎：铸就“地下钢铁长城”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日本侵略者占领上海。在逃难途中，钱七虎在一艘小船上呱呱坠地。

　　“侵华日军把杀害的游击队员尸体放在学校操场上示众，还有美军残暴打死一名三轮车车夫……”七十多年前的一幕幕，依然时常在钱七虎脑海中浮现。

　　1954年8月，钱七虎迈进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大门，“当时防护工程专业没人选，因为要跟黄土铁铲打交道，但是我始终服从组织分配，让我学什么就学什么。”1960年，钱七虎又被选派到前苏联莫斯科古比雪夫军事工程学院学习深造。

　　上世纪70年代初，戈壁深处的一声巨响，荒漠升起一片蘑菇云……当人们欢呼庆贺之时，一群身着防护服的科研人员迅速冲进了核爆中心勘察爆炸现场，钱七虎便是其中一员。

　　“世间万物，相生相克，有矛必有盾”。那个年代，我国面临严峻核威胁环境。在钱七虎看来，如果说核弹是军事斗争中锐利的“矛”，那么防护工程则是一面坚固的“盾”。

　　“防护工程是我们国家的地下钢铁长城，‘矛’升级了，我们的‘盾’就要及时升级。” 从那时起，为国设计打不烂、炸不毁的“钢城坚盾”成了他一生未曾动摇的目标。

　　在实验室进行科研项目数据分析

　　上个世纪70年代初，空军飞机洞库防护门的相关设计计算均采用手算的方式，计算精度差，效率低。钱七虎率先引入了有限元计算方法，加班加点翻译整理出了十多万字的外文资料，通过当时中国最大的晶体管电子计算机计算，圆满设计出当时跨度最大、抗力最高的机库大门。

　　“矛”与“盾”总是在攻防对抗的进程中不断碰撞出新的“火花”。特别是世界军事强国开始研制精确制导钻地弹，给防护工程造成了巨大威胁和挑战。

　　为此，钱七虎决定开展抗深钻地武器防护的系统研究。通过调查研究已解密公开的前苏联地下核试验等大量资料，经过近千次细致的推导计算，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深地下防护工程的总体构想，并带领团队开始了艰难的跋涉。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长达10多年的研究，他和团队攻克了一个个难关，为我战略工程安全装上了“金钟罩”。

　　对于中国在世界岩石工程领域的实力，国际岩石力学学会前主席J.A.Hudson教授这样评价说：“无论是理论岩石力学，还是地面、地下岩石工程方面，中国正在引领全世界”。

　　作为我国现代防护工程理论的奠基人、防护工程学科的创立者、防护工程科技创新的引领者，钱七虎用毕生心血，为我国铸就坚不可摧的“地下钢铁长城”立下了不朽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