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晚上19时，上海市静安区宝山路街道会文大楼居民张弘会提着分好类的垃圾出现在小区垃圾房门口;在北京市朝阳区汇星苑小区，居民王女士在扔垃圾时被女儿拦下，“玉米核不是厨余垃圾，是其他垃圾”;在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汇泽社区，72岁的居民张艳每天定时到小区垃圾桶前值守，这个习惯已经保持了3年多……如今，垃圾分类正在一点点改变着中国人的生活。
实行垃圾分类，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环境，关系节约使用资源，也是社会文明水平的一个重要体现。2019年，住建部、国家发改委等9部门发布《关于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随着生活垃圾分类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启动实施，居民垃圾分类习惯加快养成。
如何把垃圾分类这件“关键小事”推向深入?专家表示，应进一步提升城乡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能力，推动更多城市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并持续增加居民的参与度和获得感。
“垃圾分类虽然事情很小，但要长期坚持才能做好”
家住北京市朝阳区汇星苑的王女士这些年生活习惯正在发生变化：每天早上8时，她拉着买菜用的帆布车出门，里面装着几个布袋，手里则提着已经分好类的厨余垃圾、其他垃圾。
从2020年5月1日北京实施垃圾分类新规以来，很多变化出现在人们身边。王女士居住的小区楼下有一组垃圾桶站，上面清楚地标明了垃圾分类收运公司名称、联系人、监督电话等，一拉桶盖上方吊绳，就能把垃圾投到对应的桶里。在菜市场，商户也不再免费提供一次性塑料袋。“垃圾分类虽然事情很小，但要长期坚持才能做好，现在真做起来也没有很重的负担。居住环境变好了，我觉得值。”王女士说。
随着垃圾分类在全国深入开展，首批先行先试的46个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小区覆盖率已达86.6%。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城市，居民对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参与率都达到九成以上。
成绩背后是居民的主动投入。早上7时，四川省成都市汇泽社区72岁的居民张艳和其他志愿者准时出现在小区垃圾桶站旁。她们胳膊上套着红袖标，看到有人提着垃圾袋走来，就上前瞧瞧，并和没有正确分类的居民委婉地“唠叨”几句，然后动手帮忙分好类。
这个常住人口达2.3万余人的社区，是一个新合并小区，垃圾管理曾是一大问题。2019年，退休多年的张艳和几名街坊在社区支持下成立起一支环保志愿队。刚开始桶前值守时，她们也曾遇到刁难。“有的居民骂我们又脏又臭，大家就相互鼓励，‘我们是手臭心不臭’。慢慢地，居民不再讽刺嘲笑，自觉分类的也多了。”张艳说。
上门宣传垃圾分类知识、开展桶前值守、每月组织“社区清洁日”……志愿者不拿工资、不计报酬，在张艳的带动下，活动却越搞越多，人数也增加到50余名。
由于居民参与程度不同，各地垃圾分类形成了很多模式。有的地方实行“三定一督”模式，通过定时定点定人，督导员及志愿者指导居民分类投放垃圾，如北京、广州等;有的实行“撤桶并点+定时定点+智能”模式，通过撤销垃圾桶，居民定时定点投放垃圾，并利用智能分类箱、电子秤、积分兑换一体机、分类巡查小程序等软硬件了解分类情况，如上海、厦门等;有的地方根据各个区域的不同特点应用多种分类模式，如苏州……
“近年来，我国加速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初步形成了以法治为基础、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的垃圾分类制度体系。”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徐海云说。
“让居民实时看见垃圾分类成效”
垃圾分类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投放、收集、运处、处置等环节。当前端自觉分类后，如何确保后端也分类收运与处置?
上海日旭环境保洁服务有限公司徐家汇作业队承担着徐家汇地区的垃圾分类收运任务。“不分类、不收运”是该队工作人员收运垃圾的准则。在徐家汇作业队队长助理何俊的手机上，一个名叫“上海分类质量在线”的APP能看到所有点位的数据。他介绍说，在收运垃圾时，一旦发现垃圾质量不合格，收运人员会拍照取证并上报平台。APP与街道、物业、城管、绿化市容等多个部门联动并推送不合格报告，小区连续7次、单位连续3次不合格，环卫就会开具拒绝清运告知书，并对其停运。作业队的垃圾清运车上还安装了车载计量系统，车辆收运的垃圾重量能同步反馈到小区垃圾厢房的智能显示屏上。“这样做是为了让居民实时看见垃圾分类成效。”何俊说。
垃圾类别不同，收运和处理方式也不同。在上海，干垃圾采取直运、压缩车收集后转运、小压站收集后转运;湿垃圾采用以桶换桶、压缩车收集直运或转运;可回收物通过服务点进行回收;有害垃圾则先统一放至暂存场，随后统一运送到分拣中心处理。深圳等地按照“大分流、细分类”策略，对产生量大且相对集中的餐厨垃圾、果蔬垃圾、绿化垃圾实行大分流;对居民产生的家庭厨余垃圾、废旧家具、废旧织物和有害垃圾进行细分类，并实行专车专运、分别处理。
当垃圾分类各环节被顺畅地串联起来，成效初步显现。统计显示，目前全国生活垃圾分类收运能力约50万吨/日，46个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平均回收利用率达30.4%。
不过，在垃圾分类推进过程中，一些问题仍然存在。比如垃圾分类如何因地制宜、如何避免急于求成、如何解决成本费用问题等还需要不断探索。徐海云认为，先行先试的46个重点城市虽然仅占全国城市数量的7%左右，但其带动作用和示范意义很强。
“从目前各地垃圾分类实践看，重点是完善可回收物收集利用，难点是完善厨余垃圾收集处理和利用，堵点是完善有害垃圾收集和处理。可回收物分类与再生资源回收衔接，要充分考虑费用与成本;餐厨垃圾分类收集与生物质资源化利用衔接，要考虑市场需求;有害垃圾分类收集与危险废物处理衔接要精准高效。”徐海云说。
有业内人士认为，目前农村地区垃圾分类有待深化，部分城市在垃圾分类各环节的监管力度有待加强。
“在共商共建共享的社区治理中实现自我管理”
“有60度啊，菌宝宝的家可真暖和!”1月15日，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实验二小的百余名学生来到位于顺德居小区的社区厨余堆肥培训推广中心参观，看见堆肥箱里测温计读数时，热烈地讨论起来。
社区厨余堆肥中心主任徐进讲解到：“厨余垃圾加上破碎的绿化垃圾堆肥，是在模仿大自然绿色循环的过程，通过神奇的微生物分解厨余垃圾的有机质，变成肥土回归土壤。”活动中，孩子们获得了海创智邦公司制作的垃圾分类投放卡片，在接下来的两个月时间里，他们需要记录家庭垃圾分类行为，以换取海尔家电优惠清洗服务。
推动社区堆肥并不容易。据城阳区垃圾分类办公室仇宁德科长介绍，区里邀请环保堆肥专家和青岛你我社工组织指导，制定了科学的原料配比方案，在物业公司推动下最终成功。“堆肥使厨余垃圾变成了可利用的资源，社区花园美了，居民还领到堆肥土育出的花苗，厨余分出率和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大幅提升。”仇宁德说。
根据相关规划，到2025年，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的范围要从目前的46个重点城市扩展到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运能力要从现在的约50万吨/日提高到约70万吨/日。对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提出的更高目标，要求各方开展更多的创新实践。
社会组织在动员公众参与垃圾分类方面有独特作用。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陶传进表示，社区可通过支持社会组织开展社区堆肥、打造阳台花园、组建志愿队等活动，让居民看到垃圾分类行动的价值，还能推动物业公司等社会力量加入，完成市场化运作。“当各方找到利益平衡点时，就能在共商共建共享的社区治理中实现自我管理。”
一些热心垃圾减量的人士倡导更加健康环保的生活方式。每到周末，位于北京市三元桥的有机农夫市集便热闹起来。在这里，消费者可购买到几十家农户不打农药、不施化肥的蔬菜、水果等农产品，提供的酱油、醪糟、豆浆、面包等需要顾客自带容器或布袋“散装”，市集还开展闲置物品交换、可回收物回收、“旧物新生”、蔬菜种植线上培训等活动。
“我们希望倡导一种对环境更友善的生活方式，这需要更多人参与、改变和行动。”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工作人员塔拉说。
本报记者 彭训文